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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童年的文章

梁惠王的云梦之泽 2018-09-21 12:00:37 阅读:

前不久回到家乡,大年初二出去逛街,路过绳金塔,又想起童年在这条街上度过的时光,依旧有些慨然。

绳金塔的斜对面,大楼的第一层,是煌上煌的总店,南昌有名的卤制品品牌。楼上就是我外公外婆居住的地方,这个店面,也是我外公和他三个儿子的房产,按月收取租金。以往每到新年初二,我们都会跟着父母去外婆家,这天外婆的子女们都会来,算是新年的团聚。然而前一年的冬天,外婆已经不在了,楼上只剩行将就木的外公一人,以及他三个儿子中的某一个(在外婆死后,三个儿子就相约以日为计,轮流去照顾外公),我就觉得没劲,没有爬上楼去探看一下的欲望。

不知这是不是我为人的凉薄,似乎也不是。因为在他们眼里,女性是算不得真正家族成员的。我妈妈从来没在他们家族中占过一席之地,“不出代表,不纳税”,我自然也不会认同他们。

外婆的观念其实也是如此,只不过,在她传统观念之外,还保留着相对较多的亲情。童年的时候,我经常是饿着肚子去上学,偶尔某个舅舅会叫住我,给我盛一碗饭,浇上一大勺带着绿油油葱花的豆腐汤,那是我至今回想起来永不可再得的美味。因为不管现在怎么做,也做不出来那种味道了。然而这种事要是被外公知道了,他必吵得沸反盈天。我只是他的外孙,除非我父母给他伙食费,否则没有理由施舍我。如果是他的孙子,我的舅母就会理直气壮地说:“他不是你们刘家人啊!”这时候外公只有闭嘴。那年我外婆病危的时候,母亲曾打电话叫我回去一趟,我心里觉得不以为然,送终的自有她的孙子,你赶去,人家还未必领情。当年我考上大学的时候,舅母曾开玩笑对舅舅说:“你们家这一代总算有人上大学了。”舅舅就不假思索地说:“他又不姓刘。”是的,这确实不一样。有人看见我怀念外婆的文章,讽刺我说“根本对外婆没感情,只是凭着文人的多愁善感写一篇祭文而已”,在此我为自己辩解一下,我不是。

对童年的美好印象,仍旧有不少和外婆相关,看起来似乎矛盾。或许吧,人的思想常常是矛盾而丰富的,要看纯粹的人,大概只有去京剧样板戏里去找了。

早年绳金塔这条街上,外婆家的门牌叫“朝阳巷89号”,街道两旁住的全是引车卖浆的“贱民”,屋后的女主人叫桂花,男主人许久不曾露面,忽有一日突然出现了,据说是劳改释放归来,家里人都叮嘱我要小心他。他的罪名我现在还记得,叫“投机倒把”,但当时,我一直以为是“偷鸡打靶”,偷鸡好理解,打靶则莫明其妙。这家还有个老太婆,天天坐在门前高龄的老柳树下晒太阳,每到夏天,柳树垂下一缕缕的丝线,吊着虫茧。剥开后,乌黑的毛虫便会大梦初醒,舒展肉滚滚的身子,打个呵欠爬出来,非常吓人。附近一些无聊的人也会聚集在大柳树下,至于干什么,我忘记了,总之似乎也没干什么,因为每年的光景毫无变化。有时看考古发掘报告,出土的秦汉工具,和我小时候见到的普通人家的工具有何差别?从秦汉到清末,中国的物质文明又有多大的变化?或许多少有一点,但都是像蜗牛似的量变。这就是我童年时对周围环境的观感之一,七十年代末的中国,就是那么死气沉沉,好像电影中的非洲。

那个老太婆估计不久后就死掉了。她是什么时候死的,我也不记得。这世上每天都要死去数不清的老太婆,雷同的老,记不得也不奇怪。

桂花家旁边另有一家人,屋子好像全用木板钉成,和桂花家的屋子比邻,可能是共用一堵墙。他们家的大人,我毫无印象,只记得有两个女儿,比我大个五六岁左右。我小姨跟她们要好,曾经带我去玩过一次,记得屋子里极黑,好像《孤星血泪》里那个郝薇香小姐住的,几乎伸手不见五指。也许她们曾有开灯的时候,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。只有一点可以保证,她们的木屋绝对毫无欧洲童话色彩,木屋的地基下是片池塘,池水离地基有两三米高,坡度稍微有点陡。好在坡上没有扔满白色的塑料袋,这让我回忆中仍有一丝温馨。

沿着这个池塘过去,还有一片片棋盘似的池塘,那时的南昌真是水乡。池塘边的片片菜地,被一条条沟壑隔开,菜地中也略有几个大树,充满了田园色彩。这地方现在可是闹市区啊!

刚才提到小姨了,现在就开始浓墨重彩地说她。

小姨大概比我大不了几岁,具体年龄不清楚,因为我懒得打电话考证。只记得我上一年级的时候,她上五年级。我第一天上学,还是她带着去学校的呢。按理她只比我大四岁,不过她留过级,所以或者是大五六岁。小时候,只有她经常带我去电影院,但具体看过几场电影,却是毫无印象了。现在回想起来真的纳闷,那时小姨没工作,也没什么钱,怎么能带我看电影?也许仅仅是去电影院看海报望梅止渴罢。印象中曾和她一起在人民电影院,望着《怒潮》的大海报发呆;还有一次,是在工人文化宫的售票处,望着《六盘山》和《路漫漫》的张贴画发呆。但是,慢着,有一次在东方红电影院,确实和她一起看《红珊瑚》,还在江西影剧院看过《奇袭》,在公交公司礼堂看过《画皮》……记忆真是像流水一样,越流越顺畅。

最有记忆的一件事,是关于《闪闪的红星》。这部电影上映时,我还没到上学的年龄,经常在路边看到一队队小学生,脖子上缠着红领巾,手牵着手向电影院走去,留下一路的叽叽喳喳,着实兴奋,把站在马路边的我羡慕死了!不过好像我最终还是在小姨的带领下,去看了这场电影。其实那时太小,电影内容毫无印象,只记得最后一幕,那个主角小孩潘冬子(刚才用清华紫光打这三个字,竟然自动蹦出来,可见此人之有名),在一个胖乎乎的中年人身上浇上汽油,打上火,那胖子登时从床上弹了起来,发出杀猪般的嚎叫,我们的小英雄反锁上门,且战且退,满脸革命地看着他活活烧死。要知道那胖子开始是睡着了,毫无知觉的。我当时心里很有些害怕,做了好几天噩梦。现在有学者说,不该让儿童看仇恨和暴力电影,就我的切身体会来说,是有道理的。

不过潘冬子确实是那时候儿童的偶像,小姨有一天竟然用菜刀给我砍制了一柄木头步枪,缠上几条红布,让我背在身上到“猪屎”里去巡走。所谓猪屎,并非猪的大便,其实是猪市,专门卖猪的地方,但南昌人把“市”字念上声,和“屎”的读音完全一样,可能是保留了古音。在《广韵》里,“市”确实是上声字。

猪市就在今天的煌上煌所在的位置,向南一直延伸到绳金塔那条小巷。今年过年去的时候,发现当街已经竖了一个大牌坊,正儿八经的,很没意思。当时的猪市,是何等的具有市井气息啊!我想,要是刘邦的老爸来这,一定会喜欢得不行:劣质的柏油马路两旁,竖着木质或者水泥的电线杆,木头斑驳陆离,且腐且朽;水泥则钢筋裸露,瘦骨嶙峋,顶上挂着昏黄的一盏破灯,灯罩锈迹斑斑,仿佛摔烂的搪瓷碟子。电线杆下,排满了木栅栏的笼子,散发着浓烈的猪粪味。一群群狡黠的猪贩子,和一群群爱好养猪的农民,进行着一轮轮热火朝天的价格战。间或有猪贩子骗术得手了,则喜滋滋地向同行炫耀:“又杀了一只猴子(南昌话指容易受骗的傻瓜)。”正是因为如此热闹,小姨才会带我去那里游逛,展示我的潘冬子造型啊!

我和小姨的感情因为电影一向很深厚,后来外公家买了电视机,就不怎么去看电影了,每天晚上她都搬个小凳子,侧坐在电视机旁。她书读得不多,小学毕业罢,但眼睛却不好,近视,必须坐很近才能看清。那个时候电视只一个频道,电视剧都是单集的,记得有一个不知是讲蒙古还是满族王公的片子,姜黎黎主演的,里面的仆役回答命令时都叉手说“喳”,是我了解清廷礼节之始;再有就是播老电影,比如《红牡丹》《白蛇传》什么的,毕竟电视剧数量太少,不像现在每年出产无数,大部分没有播映的机会。最有印象的是有一次播南斯拉夫电视连续剧《黑名单上的人》,讲二战时南斯拉夫地下组织抗击德国的,剧情不算惊险,偶尔才有你追杀我我追杀你的场面,比《加里森敢死队》差很远。但我当时最惊讶的是,随着故事的发展,那些南斯拉夫地下党员一个个被盖世太保们捕杀殆尽,怎么回事?共产党员应该是无敌的,敌人应该是愚蠢无能的,怎么会反过来呢?国产电影里,我们英勇的中国共产党员就不是这样,于是对南斯拉夫共产党员们颇有一些鄙视。

小姨几乎天天和我讨论这个电视剧,但有一天她突然不见了,再也不在适当的时间坐在电视机旁了,那个她专用的小凳子孤零零地躺在角落里,我也觉得很失落。因为她谈了一个男朋友。

她那个男朋友长得很帅,天天骑一辆飞鱼自行车风驰电掣地跑到朝阳巷,将小姨接走。他没有正式职业,在江西电机厂打工,可能是做包工头,手头颇为宽裕。就这么过了几年,不知什么原因,被解聘了,脾气变坏,开始靠偷偷摸摸过活。外公曾说看见他被一伙苦主抓住狠揍,“我脸都没地方搁哎!”他用他特有的南昌县方言慨叹。

可是不偷又能怎么办?后来我听说他“工作”方式渐趋稳定,和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专门下乡,去农村偷凤凰(鸡)为生。记得我上高中的某一天,骑车在城南郊区的某条路上看见他,想打一声招呼,他却把脸撇过去,装作不认识。回去后告诉妈妈,妈妈说,他可能是怕连累你吧,要是被某个丢了鸡的村民知道他认识你,会连你一起打。好在那时小姨已经和他离婚了,是被迫的。因为那家伙虽然没有体面的工作,却很花心,饶是如此,我感觉小姨一直忘不了他,他们总共生了三个孩子,存活了两个,平均分配,一个一个。小姨从小就对自己带的这个孩子灌输仇恨教育,该童还小的时候,我有时逗他玩:“你哥哥呢?”他就奶声奶气地回答:“驼路皮带走了。”南昌方言“驼”是“被”的意思;“路皮”则是南昌骂人的话,不知道该怎么写,我以前猜想大概相当于古书上的“罷露”。《韩非子·亡徵》:“罢露百姓,煎靡货财者,可亡也。”王先慎《集解》:“露当作潞,羸也。”古代一个词可以颠倒顺序,“路皮”可以读为“露罷”,也就是羸弱无依,类似于饿殍。但后来悟道南昌话还没有这么雅,竟可以追溯到先秦,大概就是“路毙”,广东话“仆街”之谓也。这种骂人的话,显然是他妈妈教的。对一个人很在乎,才会有仇恨。鲁迅说,最大的轻蔑就是眼睛都不睒敌手一下,但弱者多半不会有这涵养。

童年的最大记忆,还和太阿公有关。阿公,是我们这里对外公的称呼,太阿公,就是太外公了,也就是我妈妈的爷爷。太阿公崩于1976年,那时我不过5岁,然而脑中有关他的画面真不少。小时候南昌冬天极其冷,经常大雪纷飞,一旦雪霁天晴,他就搬把交椅,坐在温暖的阳光下,老眼混浊地盯着地上汩汩的雪水发呆。他穿得很臃肿,灰不溜秋的,像截枯干的老树桩,活着简直就是一种惯性,好像坏了刹车,他自己也控制不住。间或有人路过,问候他一声:“你老人家还蛮糟健(健康)啊!”他就抬起头:“活一日算一日哦!”或有人会指着我问:“这是你的孙子啊?”他就笑笑:“圆(玄)外孙哦!”能活着看见自己的第四代,大概会由衷有一点自豪吧。在中国这块土地上,绝大多数人是以繁殖能力作为自己的成就和慰籍的。反正其他方面比不过欧美,繁殖能力总是天赋平等。于是,不管是富的还是穷的,都乐此不疲地疯狂繁殖,如同老鼠,想起这些,就让我觉得不寒而栗。

每当谈起中国人为什么这么喜欢生男孩,就有一些人振振有词地说:“养儿防老。”我一直觉得这是猪狗的思维。殊不知真正穷苦的人家,儿女是完全靠不住的。我虽然很讨厌韩非,却对他剖析人性的深刻眼光极为崇敬。他说:“丰年的时候,讨饭的人上门,你也会给他一碗白花花的米饭;碰上饥馑,就算是亲爹亲妈,想分一碗稀粥都不可能。”在中国这种古代几千年来一直黑暗的国度,不管是盛世还是乱世,下层百姓的生活水平其实没有什么太大的不同。再伟大的盛世,物质产品再丰富,也不过是王侯将相们的丰富罢了。比如,在清史上号称繁荣得不得了的康乾盛世,在当时人唐甄眼中的下层百姓却是衣不蔽体,食不裹腹。所以,要穷困的百姓遵循统治阶级的所谓“孝”,简直是天方夜谭。我看瞿同祖的《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》的时候,曾经很吃了一惊,原来古代法律对“不孝”的惩罚竟然是那么苛刻而残酷的,而看《聊斋志异》,凶悍的儿媳竟然那么多,丝毫不见有对法律的畏惧。后来才知道,法律是法律,一张纸而已,只要不危急统治者的利益,无关政治,一切都不会较真。百姓的“不孝”,并非说人性本来很坏,而是垃圾般的制度和社会,把人逼成了豺狼。

他死的时候,大约86岁,也就是说,我生下来的时候,他已经81岁了。据说他年轻时很强壮,60多岁的时候,还把我外公追打得满园乱跑。然而盛年不永,好日子终究到头了。到了80多岁,老态龙钟,谁也不会卖他的账。有一次吃饭,他用筷子在一碗豆腐里乱搅,找豆腐吃。我的小舅看不下去了,突然一把抢过那只豆腐碗,啪的一声摔在他的面前,嘴里骂道:“老棺材,吃你的筷子水!”豆腐渣四溅,射在他脸上,星星点点,使他看上去宛若老年小丑。他惊呆了,没想到自己的孙子会这样对他,一霎间热泪盈眶,一串串呼天控诉从他嘴里抖抖索索地跑出,但显得那么无力。

还有一件我也记忆犹新。我们当时住的都是平房,没有像今天一样的卫生设备,要排泄,只能去公共厕所。每天清晨我上学时,都会看见旁边的公厕排着长长的队伍,好像在掀起一轮抢购的热潮。这个公厕有十多个蹲坑,却满足不了人民群众的需要。在早晨的高峰时期,经常你一走进去,就能发现很多人蹲在水泥小便池的边缘上畅快地拉着大便,像渔船上排列整齐的鹭鸶。渔民看在眼里,估计会十分喜欢,恨不能把他们全赶下粪池去抓鱼。太外公年老力衰,蹲不了这样的厕所,只好在自己的房间里放着一只木桶,关起门来,自由自在地屎尿俱下。但他的屋子由此气味特别不好,加上靠窗搁着一幅棺材,我特别害怕,不是万不得已,是不会进入他房间的。然而有一天他来央求我了,本来我应该绘声绘色写出我们之间的对话,一个85岁,一个4岁,可是那对话我实在一句都不记得。总之,他央求我的目的,是要我帮助他抬尿桶,到附近公厕中去倒掉。我想,一个这么大年纪的人,对自己的玄孙辈提出这样的要求,实在是万不得已吧!

于是找来一根扁担,我们一人一头,但是有个麻烦,因为他身材高我太多,尿桶直往我那边滑去。他只好躬着已经很佝偻的身躯,在我的协助下,一步一步地将这桶满满的屎尿倒进了厕所粪池。

连一个尿桶都没人帮倒,还侈谈什么防老?简直好笑。这样的事,我帮太外公做过无数次,因为每次都因为积累得太满,把我稚嫩的肩膀压得生痛。之后不久他似乎就病倒了,再也没有起来。当他卧床的时候,曾经嘱咐我们去帮他挖草药,他说的那种草药,是我平生唯一认识的,叫金钱草。他是个中医,据说治好了不少人的病。我现在丝毫不相信中医,只能姑妄听之。至少他自己的医术没有救活自己,就是明证。

曾经听爸爸说,在太外公卧病期间,有一天,他听见太外公叫:“我要喝水。”爸爸赶忙倒了一杯水,准备端进去,却被大舅阻止了:“不要给他喝,他现在病得不能动,喝了就要赖尿(南昌话:尿失禁),到时你帮他洗被子罗?”母亲补充了一个生龙活虎的场面,说太外公死的那天早上,还在床上捉虼蚤。他的房间又潮又湿,被子毯子也经久不洗,又潮又湿,吸引了无数虼蚤,大概是可以想见的事。古书上“早晨”的“早”,经常用“跳蚤”的“蚤”来通假,有一个古人的的解释是:人们经常在早上起床的时候开始捉跳蚤,所以就将“跳蚤”的“蚤”,代替“早上”的“早”来用。这应该是胡说罢,但是太外公如果听到这番高论,或许会赞同。

虼蚤没捉完,太外公就躺在床上不动了。随着外婆的哭声,我和小姨开始迈上了奔走相告的路途。古书上把这称之为“赴告”,实在很形象。后来写成“讣告”,神韵全失。我还记得小姨走到三太公家里报告这个消息时的场景。三太公,就是太外祖的三弟,他有一子一女。儿子繁殖能力很强,生了五个女儿后,终于等到了一个儿子,也因此一穷二白。小姨走进他们破旧的院子,还没说话就哭了出来。我猜测,这不一定说明她对太外公有多深的感情,而是民间伦理的要求使然,在赴告丧讯的时候,不哭是不好的。她带着哭腔说:“太公——逝世了!”也真难为她,憋到嘴边,竟然想出了“逝世”这么一个高贵的词。76年,那时毛泽东还没死罢,但是周恩来估计已经死了,小姨估计就是从收音机里学到这个词的。她学习能力还真是挺强,那时她还不大,顶多念小学三年级,可是彼时在我印象中,她似乎已经是个大人。我念一年级的时候,总觉得五年级的人都大得应该婚配了。

入殓的时候,据妈妈说,太外公还流了眼泪。我惊奇地打断她:“不可能,人都断气了,哪里会流眼泪。”妈妈说:“他只是人死了,心还没有死。他不想死,所以会流眼泪。”算了,跟我妈妈这样的文盲扯科学,是扯不清的。我没有再问下去。

太外公死了很久,还不时有人来找他。我前面说过,他是个民间郎中,擅长针灸,但和寻常的针灸又不一样。我小时候耳渲目染,看得多了,常常是这么一幕场景:他让求医者扎起裤脚,露出全部小腿,小半截大腿,面朝墙壁站着,然后他掏出一根钢笔,旋开盖子,原来里面是空心的,装着一缕粗细不等的针,他选定一根最粗的,瞄准求医者的小腿一通猛扎。现在回想起来,眼中还恍惚看见一条条粗细不同鲜血淋漓的黑腿。扎完,他用香烟盒子纸将血擦干净,让病人打下裤脚走路。这就算治完了。我想,他的针灸或许真的有些用,要不然怎么会不断有人来求他扎呢,又不是受虐狂。而且时不时有人上门,给他送点心,说是治愈后的感谢。他还有一个干女儿,据说是本来已经死了,被他用针扎得起死回生的。我一向讨厌中医,也不信中医,但是回忆起这些事来,又让我感到迷茫,不知道怎么评价才好。

他埋葬后有几年,坟地被征用修公路,于是开棺,骨头被捡在一个青花瓷坛内带了回来,暂时搁在一件空置的房间里。我素来胆小,从此那个房间再也不敢进去,而且也同情那个瓷坛,如此倒霉,没福气装瓜子花生,竟被派上了这样一种用场。但是我爸爸丝毫不怕,那时他在郊区学校教书,不常来城里,每次来,都把自行车推进那个房间。有一次,我大舅鬼头鬼脑地问他:“姐夫,你不怕啊?那里面有骨灰坛哎!”爸爸笑道:“这怕什么,都死了这么多年了。”我爸爸胆子很大,一个人敢在坟冢间走夜路。“除了新坟心里有点慌,其他没什么感觉。”他自吹。大舅听了他的话,摇摇头,自言自语地说:“胆子比熊胆还大,不正常哦。”无趣地走开。

三个舅舅中,我对这个大舅奇妙地有一种心灵上的亲近感。南昌俗话说:“外甥多像舅。”或者原因就在于此罢。我也是个非常胆小的人,一直到现在都是如此,要是到一个陌生的房间过夜,我连灯都不敢关。时常庆幸,我生活在二十一世纪,生活在西方文明之光的照耀下,要是像古代那样没有电灯,岂不是要吓死人?大舅的这种胆小,我实在是感同身受。愈是怕鬼的人,愈是喜欢听鬼故事,看恐怖电影。记得那时看过一场叫《画皮》的电影后,大舅经常绘声绘色地提到鬼的样子,还编了几句顺口溜来描述,我至今犹记忆如新:

青面獠牙

披头散发

张牙舞爪

一身癞蛤蟆

写到这里,我有点想笑。

大舅还非常爱干净,我外公年轻时候是皮鞋厂的经理,后来碰上三年饥荒,做经理吃不饱,干脆回乡务农。但是家里还保存了很多皮鞋,乱七八糟堆在床底下。大舅有强迫症,每天要去外公屋里,朝床下看看,横看竖看,都觉得那些皮鞋不顺眼,某一天,趁外公出门的时候,他偷偷把那些皮鞋捆好,挑了一担,找个僻静地方挖坑埋掉了,气得外公破口大骂:“你这个现世宝,现世哦!挣又挣不到,糟蹋东西却一广(一广:南昌话,一身的意思)的劲。”大舅是很懒,懒得蛇钻屁眼都懒得扯,除了每天去公交公司上班,基本上什么都不干,而且他羞涩,内向,工作了一辈子,似乎连一个好朋友都没有,总之似乎从不见他带人回来玩。他甚至懒得上外面的公厕,有时尿急,就跑到厨房,对着搅拌煤炭屑的铁锅一阵猛射,还美其名曰可以省了搅拌用水。听上去似乎挺节约,但是每次晚上封煤炉时就倒霉了,饱浸尿液的煤炭泥糊到炉口上,很快散发出一阵氤氲的骚味,让人想退避三舍,却又无所逃于天地之间。

但是大舅对我倒是挺好,他也经常带我看电影,我记得他带我去百花洲电影院看过《济南战役》、工人文化宫看过《奇迹会发生吗?》,还在胜利电影院看过一场黑白的美国片,内容忘了,只记得刚开始的一个镜头,一个人睡在床上,被凌空而下的一壶水全部倒进了嘴里,估计是个喜剧片。看这部外国片之前,他还带我去附近的知青书店,买了一本《三国演义》的连环画,名字大概是《天水关》,后来我带着去街边的小人书摊上租书看时,被摊主瞥见,硬要我卖给他。原来这种连环画很抢手,买晚了根本买不到。这些事情都好像发生在昨天。

不过最有趣的是大舅很爱工艺品。有一次我妈妈买了一个玻璃花瓶,被他看上了。他趁我妈妈出去拖酱油车,撬开我家的门锁,把那个花瓶偷走了。我妈妈也怪,那天走在路上一直心神不定,预感到大舅会偷那个花瓶,于是在车路过家门口时特意停下,进屋察看。结果是我外婆呼天抢地,要大舅把花瓶还给我妈妈,大舅不肯,只肯给我妈妈钱,要求把花瓶买下。我妈妈也没办法,只能答应。孰料过了几周,大舅又觉得那个花瓶样子也一般,把它还给妈妈,钱也不要退。“他有神经(病)!”妈妈说起这事,总要这样评价大舅。也确实,类似的事情,大舅还真不少干。这样的一个性情中人,让我想起了《世说新语》里雪夜访戴的王子猷,不过在王子猷,算是韵事;在我大舅,就是神经,这世界很不公平。我想,要是大舅出生在王谢这样的书香门第,可能会成为一个名士,上《世说新语》的吧!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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